这次也许真的不一样——外媒资深记者眼中的弗洛伊德事件

编者按: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活动席卷全美,且经久不息,这场活动的焦点已经不再限于“黑人遭警察虐杀”,而是开端扩大到警察暴力、种族轻视、社会不公等一些久长存在的社会问题,引发美国社会各界对文化和历史的反思,更为主要的是,特朗普政府充斥种族主义的言辞和应对,使这场活动拥有了更加具象的反对目的,展示了更大的发动才能和深入性;这是大选年美国左右派力气的一场对决,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对特朗普的一场公投。

CNN资深记者约翰·布莱克(John Blake)曾多次报道黑人抗议示威运动,包含1992年的洛杉矶大暴动,他联合近三十年报道种族轻视、黑人民权活动的经验,以为这次的活动有三点不同:白人的觉悟;有明确的奋斗对象;警察的文化在产生变化。

以下是布莱克文章的编译:

站在我面前的这位人权运动人士克制不住兴奋。唐纳德·贝克说:“力气的平衡已经从警察转移到了平民。” “这是一个冲动人心的时刻。美国将产生变化。”

贝克28年前也说过同样的话。1992年,我站在洛杉矶动乱的灰烬中,当时我是一名新人记者,负责报道罗德尼·金暴动。

但是同样的消息继续反复,警察殴打黑人的事件和录像不断呈现。2014年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Ferguson)事件,2015年在巴尔的摩等等——在所有的抗议运动后,都有雷同的变更呼声和一样的说法:这次将有所不同。

我见过这类剧本的结局。我还报道过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暴动,那场暴动是在我长大的西巴尔的摩邻近产生的。我看到的都是同一个模式:冲动的抗议者,起誓要改造警察系统,然后……就没下文了。

但是在乔治·弗洛伊德抗议示威运动之后,我发明自己充斥了谨严的乐观情绪,即使我仍担忧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拦这些恐怖的(黑人被施暴)视频再次呈现。我以为这次的事情确切不同,有三个重要原因。

白人现在清楚了

我的乐观始于痛苦的回想——一位年青黑人的最令人心碎的表白。

在罗德尼·金暴动前不久,我在洛杉矶一个帮派横行的社区采访了一个黑人家庭。他们过得像老鼠一样,家里的所有物品——家具和床垫,都尽可能靠近地板,因为黑帮火拼的子弹经常打到房间里,他们须要压低身子行走,墙上满是枪眼。

这家17岁的一个年青人说,他的许多朋友都被杀了,他无法想象自己能活到中年。他告知我:“我就想在死前生一个孩子。”

在“黑人的命也是命”成为社交媒体上的主题标签之前,它是一个问号。我在中南部见过很多黑人和棕色人种,他们想知道白人是否在意他们遭遇了多少痛苦。他们生涯在永久的火拼中,对帮派和洛杉矶警察局觉得胆怯。

我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消息工作就是报道“瘸子与鲜血”等帮派。听起来可能很令人兴奋,但我很痛苦,有时还很胆怯。我记忆最深的是那些黑人社区的孤立,黑人以为自己被白人放逐到贫穷、危险的街区,而白人却无视他们有多少人被谋杀。

但是,弗洛伊德事件的抗议运动带来了我从未见过的剧变。

从来没有这么多黑人朋友和亲戚给我打电话,说的都是雷同的话:你看到了吗,所有人(抗议者)都是白人?

但是,那些只看到白人抗议者惊人数量的人却忽视了一个主要的问题:白人不仅冲到一线,而且表示出了团结一致。

在这些集会上,我们看到了伯克利大学的激进分子。抗议运动已经蔓延到了以白人为主的小城镇,甚至是得克萨斯州的维多市(Vidor)这样的处所,此地曾是三K党在得州的据点,被《得克萨斯周刊》评为该州“最充斥冤仇的小镇”。依据ABC消息/ Ipsos的一项民意调查,超过70%的美国人将弗洛伊德之死视为更普遍的种族问题的一部分。

我从未见过那么多白人对种族主义恼怒,就像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一样多。在“罗德尼·金暴动”时代这是不可想象的。

我在中南部交换过的很多黑人都以为,很多美国白人将他们视为动物,感到白人把帮派和警察当故事看。我的一位朋友称其为“黑帮时尚”。但是,大多数白人似乎对导致一些黑人的生涯如此悲惨的种族主义并不感兴致。

现在,他们感兴致了。当布什总统发表声明问:“我们如何停止美国社会的体系性种族主义?”,情形产生了变化。

有名白人福音派牧师安迪·斯坦利最近在一次讲道中说的话被越来越多白人反复:成为一个“非种族主义者”已经不够了,必需要成为“反种族主义者”。

一位教授告知我,弗洛伊德被虐杀的视频是美国白人的埃米特·蒂尔(Emmett Till)时刻。(米特·蒂尔案引发美国黑人民权活动兴起)“也许对黑人的暴力的临界点终于打破了,最终使许多美国人解脱了美国哪儿都伟大的空想。”

我的一位朋友说得最到位。有天晚上,看过白人示威者与防暴警察的对立后,他打电话和我说:“白人现在清楚了。”

弗洛伊德抗议者面对完善的“反派”

我的乐观也基于与一个年青黑人的另一次相遇,五年前在巴尔的摩。我去报道格雷事件引发的动乱,格雷是一名黑人,在警察拘留期间死亡。动乱的震中就是我长大的街区。公民警卫队手持突击步枪在我小时候和朋友一起玩的房子外面巡逻。

我发明一个梳着辫子的少年倚着公交站牌。我走近时他皱了皱眉。他叫马利克(Malik),他告知我,他对巴尔的摩市市长称年青的抗议者为“歹徒”觉得朝气。他以为该市的引导人都不关怀像他这样的年青黑人。当时15岁的马利克(Malik)对我说:“他们谈论‘我们的未来’,但是却杀死了我们。”

马利克对黑人朝气,而不是白人。他谴责的城市引导人都是黑人。

每个抗议活动都须要有发泄恼怒的焦点。民权活动的对手是一个种族主义者——阿拉巴马州的“公牛”康纳;#MeToo活动针对电影大亨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但是格雷事件的抗议运动并没有真正的对手盘,我以为这对他们不利。

当人们终于看到因格雷之死而被捕的六名警官的照片时,我在巴尔的摩旧城区感受到了人们显明的扫兴,六名警察一半是黑人。该市的警察局长和市长都是黑人。当巴尔的摩由黑人引导人节制时,抗议者是如何声称格雷是种族主义警察和政客的受害者的?

先前抗议运动针对的警官像幻像一样从公众视野中消散了。许多人都忘却了他们的名字。

不过,弗洛伊德的抗议者可能拥有一个完善的“反派”——特朗普。不论有意还是无意,他抗衡议者起到了发动作用。

许多人被他的推特激怒,他说:“抢劫开端,枪声响起。”抗议者被催泪弹和胡椒子弹驱赶,以便特朗普走出白宫在教堂面前摆拍,这举措反而带来了更多的抗议者,华盛顿市市长鲍泽说。

俄亥俄州凯斯西方储备大学的法学教授布莱恩·亚当森(Bryan Adamson)对我说:“作为引导者,他在这一刻完整无能且愚笨。”“他设法鼓动了种族主义的火焰。”

警察的文化将不同

1992年洛杉矶的另一个记忆告知我,这次可能有所不同。

当时,我遇到了美国最臭名昭著的警察局长之一,在罗德尼·金动乱期间担任洛杉矶警察局局长的达里尔·盖茨(Daryl Gates),传布了警察军事化的文化。盖茨曾经告知美国参议院的委员会,吸毒者“ 应当被带走枪毙”。他说,更多黑人死于警察的“锁喉”,因为他们的动脉与“正常人”不同。

盖茨在1992年被迫辞职。直到这次,我才见过有这么多的警察公开地损坏固有的军事文化。很多警察与抗议者共同下跪并参与游行。休斯敦警察局局长阿瑟维多(Art Acevedo)要求警察在弗洛伊德回城埋葬时进行护送。

弗洛伊德被虐杀的视频可能会导致警察文化的本质变化。明尼阿波利斯的四名警察已经被指控,其他地域的警方也对被指控行动不检的警察采用了行为。

政治家正在介入。明尼阿波利斯市议会许诺解散该市的警察部门。国会民主党人宣布了一揽子的警务改造方案,共和党人和白宫也在讨论改造。

此前,包含罗德尼·金(Rodney King),弗格森(Ferguson)和格雷(Freddie Gray)事件之后,都曾尝试过相似的改造,但是现在这场活动对改造有了更大的推进力。